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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危机里面寻商机慕容晓晓

发布时间:2019-10-16 17:48:31 来源:曲阜娱乐网

去年底今年初,“有工作了吗”在很多地方,成为了农民工见面时的问候语。金融危机的蔓延,将农民工这个群体更加真切地带到了我们面前。

不管是选择家乡就业,还是继续外出,他们总是怀揣希望去努力,学技术、谋创业、寻突破。

不管是工作苦累,还是生活有困难,他们总是不放弃,千方百计动脑筋、想法子。

他们,关系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未来,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能否顺利进行。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坚韧,看到了求变的力量,更看到了中国前进的力量。

春节期间,本报记者深入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描绘他们的真实生存图景。

张富全的生意经——

返乡创业正当时

□本报记者赖睿

42岁的张富全个子不高,皱纹已爬上了眼角。从小在四川省隆昌县龙市镇长大的他,在2008年6月——金融危机影响初现时,就主动辞职,选择了返乡创业。

“在外打工有12年了,也积累了一些资金和人脉,想出来自己干一把。”此前,张富全在浙江省某电子厂务工,已经做到了车间中层管理的职位。此次回乡,他与亲戚合股成立了彩灯焊接加工厂。工厂的启动资金是200万元。“除了我和亲戚的投资,启动资金中的120万元来自银行贷款。”张富全说,当地政府在信贷上给予极大支持。在他提交创业计划十几天后就拿到这笔贷款。

“工厂开办到现在都还比较顺利。”张富全说,因为各种鼓励返乡创业的优惠政策,土地使用批文很快也下来了。当然,在外务工积累的人脉也是他顺利办厂的重要原因——他的新工厂就主要是帮原先打工电子厂进行彩灯焊接的内地深加工。“他们发原材料过来,我们加工后,再发货到江浙一带。”张富全认为,内地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相应的优惠政策也十分优厚,这些都是创业的好条件。

如今,张富全的工厂已有4个加工点,吸纳了当地250多名员工。经过近半年的运营,工厂已经全面盈利。“工厂业务发展得不错,我们加工的货物质量有保证,厂商也很满意。”张富全透露,自己近期还准备追加投资,扩大规模。他相信,工厂会发展得更好。

据隆昌县劳动保障局介绍,回乡创业的农民工不算多,而创业的人主要是选择承包土地发展水禽产业,或是发展养牛业等。“现在,这些回来创业仅几个月的人中,已经有不少实现盈利了。”局长程玮认为,返乡农民工创业也是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一次调整,有利于种养殖业优化发展。

老杨“摊煎饼也能收入过万”——

转行踏出新天地

□本报记者潘笑天

“失业农民工”、“创业卖煎饼”、“一个月纯利13000元”……今年1月,这几个关键词在网上迅速蹿红,与上海近10年来少见的低温形成鲜明反差。网友热议源于一篇天涯社区上的帖子《失业逼着我创业,首月收入13000》。文中罗列了卖煎饼的成本及收支情况,计算出“每天流水账达千元,一个月能赚1.3万元,一年能赚10万块”。发帖者“烙着大饼在创业”鼓励同样失业的农民工换个思路:“失业不可怕,创业也不难,只要能吃苦就好了。”

帖子一出即掀起波澜。3天之内回复近500条,到1月底,该帖浏览量多达5万次,回帖几乎又翻了一倍。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南京等地的网友纷纷发帖支持或支招,但也有人提出质疑。一些网友特地到现场查探,这才让帖子的主人公“老杨”现身网络。网友上传的照片及老杨质朴的自述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就算是个广告又怎样呢?是营销的手段而已。”网友纷纷留言说:“农民也有上网的权利,希望能鼓舞其他人。”

根据帖子的信息,记者找到了同济大学边上的这家小店。2平方米的门面与一旁的便利店相比,显得格外“迷你”。店外,“失业人员创业摊位”的招牌很惹眼。店内,老杨正用自制的电动转炉摊着煎饼。他的老乡小李则带着塑料手套,撒葱花、压脆饼,再把做好的饼递给顾客,并脱下手套收钱。

“没想到托老乡发个帖还能这么火!不少网友来买饼,还帮我宣传,大家聊得很温馨,也让我更有信心。”老杨呵呵一乐。今年40岁的老杨16年前从安徽老家来上海打工,一直在建筑工地上找活儿干,去年9月丢了饭碗。面对返乡的同伴,他却留在上海,继续为城里的生活打拼。一番琢磨之后,老杨做了个决定——转行。“卖煎饼我看行。就算金融风暴来了,人们消费少了,但饭还是要吃的。”

别小看了老杨的转行,因为小煎饼里有大学问。店铺位置、口味种类、成本核算等各环相扣,要算清这笔账不容易,有时还要冒点风险敢于投资。老杨说,他摊煎饼的方法是花钱向山东人学的。去年12月,他决定盘下这个租金要5500元的铺面时,还是从亲戚那儿筹了钱,才交上了3个月租金和1个月押金。

开张后,红火的生意让老杨喜出望外。在记者和他聊天的几个小时里,店里的客流没断过。老杨熟练地摊着煎饼,做一个饼1分半钟,每个饼卖3到4块钱。为了能卖出更多煎饼,老杨做好准备打“持久战”。他每天从早上8时到午夜0时,生意好时还要延长到凌晨2时,即便是吃饭也不离开自己的铺子。尽管阴雨和低温影响了客流,但头20天的营业额也有1.5万元,老杨笑言,虽然离原计划有差距,“但1.3万元的目标不会放弃”。

春节期间,老杨抽空回了一趟老家,又赶在学校开学前回到上海,怕错过生意。现在,他盘算着是否要“扩编”再招个帮手,“生意能做大更好。这样也能给家里攒更多钱。”老杨的父母和妻子都在老家,上四年级的孩子是他最大的牵挂,他想尽自己所能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条件,盼孩子更有出息。“我想把孩子接到城里来读书,念个好一点的寄宿初中,就是学费太贵,要1万多。”老杨停下了手里的活,抬起头,“有了目标就有动力。只要肯吃苦,摸对路,就能看到希望。”

陈广利“逼着自己挑战一些事”——

方法总比困难多

□本报记者陈振凯

正月初五上午,陈广利匆匆地准备礼品去走亲戚。因为要带刚出生3个月的女儿去“赚压岁钱”,电动三轮车上放着棉被挡风。去年这个时候,他和妻子是在收拾去上海的包袱。

使村里约1/3的农民工丢了工作的金融危机,也让同村陈红强腊月十二那天的婚礼异常热闹。往年这时候,参加婚礼的多是中老年人,年轻人的提前返乡让“乱新媳妇的”(闹洞房)多了不少。

年近而立,在外打工7年的陈广利比沉浸在婚礼中的毛头小伙子更清醒地意识到:不能老是一年一年打工了,“不稳定也不是长久之计”。

但不打工,自己下一步该咋办?村里人均2.7亩耕地,每亩地一年到头也赚不了三五百,“还没打工时手指缝里漏下的多”。陈广利原本在上海一家人造毛绒厂做销售,一个月能收入三四千元。

不过,去年10月下旬,由于与原工厂的合同期满,在上海又一时难找合适工作,再加上女儿快要出生,陈广利便和快要生产的妻子,提前返回了老家西陈庄——河南省柘城县一个普通村子,外出务工是村里人的主要经济来源。

返乡后,他想先做点小生意,这是大多数先富村民的主要致富手段。和妻子一同打工几年,也攒了钱。

想法付诸实施是从进腊月开始的。住他家前面的陈洪先因厂子效益不好,也从南方提前返乡。俩人一合计决定贩卖鞭炮和春联——这是每家每户都要买的,买谁的不是买,乡里乡亲的自然优先买自己村里人的,又能送货上门。

陈广利有做销售的功底,加上乡邻之间很熟,他们的生意还不错。“不管做啥工作,只要凭劳动吃饭,都不丢人。”春节期间,我见到他,一脸的笑容。

年很快过去了,鞭炮和春联迅速没了市场。找新的生意做,是陈广利正月里的当务之急。

现在,陈广利还没有找到新的生意可做,“着急也没用,得慢慢找”。他说过阵子准备买台电脑,“用电话线上网”。在上海做过“临时的城里人”,陈广利深知信息的重要性。他说初中同学有个QQ群,和以前同学联系很方便,也能沟通信息,“世界说大也大,说小也小。”

除了做生意,陈广利也有过开个厂子的想法。他比较熟悉的行业是上海工作时接触的人造毛绒。但在老家开个毛绒厂,他又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市场太小。不像东南省市,中原一带服装厂太少。

合适的项目难找,但总得“逼着自己挑战一些事”。遇到困难是一定的,但陈广利相信方法总比问题多,“以前打工啥苦没吃过”。愿他早点找到新的生意做。

(应被访者要求,部分人名为化名)

王新平“在家乡工作挺好的”——

带着经验回家乡

□本报记者赖睿

2月4日,正月初十,立春。四川隆昌县普润乡。上午10时,阳光渐渐刺破阴霾的雾气,传递着初春的暖意。

王新平正和5岁的女儿在院坝上捉迷藏,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随着空气传得老远。往年这个时候,她已经在东莞做工了。

今年29岁的王新平,去年因失业返乡后,在家乡的玻璃厂谋得了新职位。“干的活儿都差不多,还可以照顾家人,挺好的。”王新平乐呵呵地说,“再也不用为没时间陪女儿自责了。”

4年前,王新平生下女儿后10个月就随丈夫到东莞打工,把年老的父母和幼小的女儿留在家里,她和丈夫的收入是全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一年只能见女儿一次。去年12月,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王新平所在的工厂开始裁员,而她正是裁员名单中的一员。

“刚知道自己被裁掉时,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想到全家近一半的收入没了,可怎么办呀?”她说,丈夫所在的工厂也在裁员,为了保住工作,今年过年他都没敢请假回家。

令王新平意外的是,在她回家后的第5天,乡政府的人就主动上门,详细了解她的情况和就业需求。“因为我在东莞是在玻璃厂里做工,刚好当地玻璃厂需要招人,我直接就上手了。”王新平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当然,4年的打工经验也是她顺利再就业的重要原因。“我现在的工资的确少了,可是消费比沿海低啊,算算也差不多了。”

隆昌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程玮介绍,全县在外务工人数有近1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近20%。截止2009年1月16日,全县共有返乡农民工9912人,其中2759人回乡务农,584人实现就地务工,还有825人重新外出务工。“内地缺人才、缺资金、缺技术。农民工提前返乡表面上看是一场危机,但解决好了对当地发展也是一种机遇。”程玮介绍,当地政府在减税、信贷等方面实行优惠,积极鼓励当地企业吸纳返乡农民工。

张广德“还会再去城里闯”——

学好本事再出发

□本报记者周小苑

“勤劳的人啦,早致富”,家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的农民张广德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这不,刚正月初六,他就背着厚厚的编织袋踏上了去深圳的路。

张广德今年年近40,过去的十几年里,他一直在外打工,转战珠海、广州、深圳等地,在工厂里做过流水线工人、在餐馆里端过盘子、前几年和同乡一起帮人搞装修,当起了泥瓦工。在外生活省吃俭用的他,刚刚有了点积蓄,没想金融危机来了,使他很长时间接不到活了。在珠海,他每天都一大早起床到劳务市场门口蹲着,和成百上千的失业农民工抢着少得可怜的临工岗位。蹲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张广德意识到日子不能这样打发,“自己得有点本事才能闯出条出路来”。

去年11月初,4年没有回过老家的张广德踏上了回家的火车,“在珠海就听说武汉正在开展对农民工免费的技能培训,趁着寒冬找不到工作先学习一门技能,争取年后再出发。”回家后,张广德常到网吧寻找信息。一天他看见武汉市蔡甸区政府的网站贴出这样一则消息:30家省、市、区公共培训机构和部分社会培训机构,能提供数控、模具、电焊、汽修、烹调等近70个培训专业,供返乡农民工选择,短期技能培训一律免费。

“汽修”,张广德一眼就看中了这个专业,“现在买车的人越来越多,需要对车进行维修保养的人也越来越多,在珠海很多4S店人都缺少修车的技工。”

和很多农民工一样,张广德抓紧时间利用这个冬天充电。工夫不负有心人,短短3个月,他不仅熟练掌握了各种汽修技能,还获得了由培训机构开出的上岗合格证明。“拿着这张证明不怕找不到工作。”张广德对自己的充电成果十分满意,说着还不时地举起证明晃晃。

“年后,我还会去城里闯闯。”这次他的目标是到深圳找个修车的活儿。“我着急,但我不盲目。”张广德为这次的再出发做足了“功课”。他通过网络查询深圳市各个4S店的分布图,每个店的工作流程和专营项目,以及员工所需要的技能要求等,就连去坐哪路公交车,都一一记在小册子上。

“城里年轻人不愿干,干不了的苦活、重活,我都干得了,而且,我还有技术。”张广德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本报记者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秘书长崔传义

城乡携手

共创就业机会

本报记者张意轩

通过保增长来保就业

问:据统计,今年我国共有2500万农民工就业,压力比较大,应如何缓解这种压力?

崔传义:应从城乡两方面着手,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都要负起责任,创造就业机会,使尽可能多的失去工作的农民工能够实现就业,至少一个家庭有一人就业,不要出现零就业家庭。

在城市,主要通过保增长来保就业。这方面,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扩大内需、税费改革、振兴纺织业、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都在进一步落实中。下一步还要做的:

第一,对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进一步采取支持政策。它们是吸纳农民工最主要的载体。

第二,保护农民工自谋职业的积极性。有些农民工失业后会自谋职业,从原来的制造业进入餐饮、零售、运输等低端服务业,对此应放宽政策,保护他们的就业权利。

第三,加大就业信息和职业介绍的服务。利用信息化等手段,加强跨企业、跨行业、跨地区的就业信息流通。

第四,对于城市中正在找工作、暂时遇到困难的农民工,政府应给予适当救助,如提供低价的房屋租赁,解决吃住等基本的生存条件。

第五,输入地也应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保住多年形成的产业工人队伍,为今后的发展积蓄人力资本。

第六,要防止拖欠工资等侵害农民工权益事件的发生,防止把困难都转嫁给农民工。

农民工对沿海工业化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不能一遇困难就撇开农民工不管,应该像对待城市下岗工人那样对待农民工。

问:在扩大返乡农民工的本地就业方面,有哪些可做的?

崔传义:在农民工输出地,也存在多种就业机会。

其一,在农业领域就业大有天地。要维护好返乡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并将其发展纳入国家农业发展的大盘子统一考虑,无论发展种植、养殖,还是从事农产品加工、流通等,都要给予政策支持和必要的指导。

其二,在当地非农产业就业。返乡农民工给当地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力量,是其发展的机会,应把当地非农产业和企业的需求与返乡农民工的求职很好地结合起来,促成就业,也促进当地产业发展。

其三,参加当地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农民工不是包袱是财富

问:各地都在积极地开展针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如何提高培训的效果?

崔传义:在培训内容上,结合当地和沿海地区的产业发展需求,并考虑国家今后的产业发展方向,有针对性设计培训项目,使培训更加“适销对路”。同时,改进培训方法,提高培训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拉近培训和就业的距离。

问:对有意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应如何加以扶持?

崔传义:首先要搞创业培训,把输出地的经济发展趋势、当前需求、经济特色等基本情况传达给农民工,帮助他们结合自身优势和当地特色,找到创业的空间和定位。此外,要加强经营管理方面的培训。

此外,要在用地、收费、信息、工商登记、纳税服务等方面,降低门槛,并在信贷金融方面给予支持,使其能够站得住脚,活得下去,并带动更多的人就业。

问:农民工并不是包袱,而是笔财富,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发展中存在的智力资源、人力资源不够等问题。您对此怎么看?

崔传义:过去,大批青壮劳力外出务工使农业老龄化、女性化,对我国农业发展有很大影响。现在,这批年轻力壮、有一定文化、有市场意识的农民工回到家乡,给农业发展增加了新生力量,对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发展产业化经营,会起到很大推动作用,应重视这股力量,通过政策的落实、政府的服务,通过培训和引导,把他们身上潜在的致富因素激发出来,转化为现实财富。

把应对危机和解决制度性问题结合起来

问:大批农民工返乡,是否会影响到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崔传义:部分农民工在遇到经济波动时返回家乡,是一个很自然的应对经济波动的措施,能够这样做,是由我国农民工的两栖性特点决定的,即虽在城市非农产业就业,但是家乡还有承包的土地,进退都有回旋的余地。

虽然这种两栖性有助于目前形势下应对危机,但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大方向不会改变。农民工中的大部分还是会继续向非农产业、向城镇转移,这个大方向不会改变。

问:化解农民工就业压力,今后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崔传义: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进一步加深,今年上半年,农民工的就业困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政策措施要进一步跟上。政府、企业、农民工等各方面要共同努力,形成合力。

政府要提供好服务,支持企业发展;企业要担负起社会责任,农民工也要考虑到当前形势,适当调整工资期望值。这样,有了就业,就有了生存最基本的条件,就能渡过难关,才可能有未来更好的发展。

除就业外,还需要社会保障、医疗、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的配合,使各种公共服务性政策能够得到更好地落实,这样,农民工在城市里才能真正的“待得下”。

当前,农民工遇到的困难,既有金融危机的原因,也有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性因素,要把应对危机和解决制度性问题结合起来,借此契机,建立并完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长效机制,这是更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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